按：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新闻及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大西洋月刊》撰稿人。本文译自《大西洋月刊》官网。

本周一发生的两起惨剧——柏林的一家圣诞市场遭遇袭击，俄国外交官在安卡拉遇刺身亡——创造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它们正好发生在美国每四年或每八年一次的权力交接期（此时美国总统和候任总统同时存在），故而激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其一来自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其二出自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二者的不同很有启发意义。

第一个不同，毫不奇怪，体现在奥巴马政府的小心谨慎上。它说发生在柏林的暴行“似乎是一场恐怖袭击”。相反，川普团队直截了当地称它是“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白宫方面回避推测土耳其刺客的动机。而川普团队则称他是“一个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

尤为重要的是，两届政府对袭击的解读大为不同——谁被袭击了？原因为何？奥巴马政府将受害人视为国家的成员，五分钟的政府声明四次提到了“德国人”或“德国”。而且白宫认为美国和德国有战略关系，宣称道，“德国是我们最紧密的伙伴和最强大的盟友”。

奥巴马团队对安卡拉暗杀事件的回应同样以国家为中心。它向“俄国人民和俄国政府发出慰问”，并宣称“面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将与俄罗斯、土耳其并肩战斗。”

俄罗斯和土耳其对美国而言，并非德国意义上的“伙伴”和“盟友”。同时，奥巴马政府暗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即使各国在利益方面有着巨大不同，但仍可以对抗共同的敌人，即“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奥巴马政府）针对柏林和安卡拉袭击的两则声明，指向了自“二战”以来美国协助建立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ist order）：其内核是美国及其最亲密的北约盟友，外围是联合国这类世界性组织，在这一秩序中，各国能够跨越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界限，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跨国性灾难。

川普团队的声明则大为不同。它把恐怖袭击的受害者看作是宗教成员而非国家成员。它对柏林恐袭的声明没有将受害者看作是德国人。（它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德国”和“德国人”。）相反，它将受害者称为“准备庆祝圣诞节日的”的人。而奥巴马政府的声明没有猜测受害者的信仰：它只是表示，袭击发生在一家“圣诞市场”。相反，川普的声明暗示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要“庆祝圣诞节的”。而且，他将柏林的遇害者与其他“基督徒”——“作为全球圣战的一部分，ISIS和其它恐怖分子在其社区和宗教场所持续杀害的基督徒”——联系起来。

当你考量到川普团队对安卡拉袭击的反应时，这种对比就更加鲜明了。不像奥巴马的声明，它丝毫没有提及凶手的信仰，而川普则称他是“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川普丝毫没有提到与俄国或土耳其合作，更不用说与他们合作对抗“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这暗示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有渊源。

这两套声明告诉了我们什么？奥巴马团队将反恐斗争界定为各种不同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国家共同对抗一个共同的无国家的敌人（stateless foe），而川普团队则将反恐界定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ISIS也是这么界定的。而且伊斯兰国还以宗教文明而非国家的角度看待世界）。奥巴马的世界观自然暗示了，阻止恐怖主义需要诸多不同国家的通力合作。川普的世界观则自然暗示到，阻止恐怖主义需要将穆斯林拒之门外。川普在两则声明中并不认为基督徒也会犯下恐怖主义罪行或穆斯林也有可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安卡拉和柏林遇袭的同一天，一抢手在瑞士苏黎世的清真寺开枪，导致三人受伤。）川普向德国和美国的穆斯林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一年多来就是这样的论调：即你们是国家内部的潜在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