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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相遇于“振兴制造业”
By 何清涟  
OP 03/08/2017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会晤美国汽车制造业三巨头的首席执行官,敦促他们在美国扩展生产制造工作,而不是在海外(2017年1月24日)。此次与通用汽车、福特以及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领导者的会面是川普连续第二天号召顶尖企业的领导者们前往白宫开会,为美国制造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2月28日,北京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会上提出的2017年几大工作重点,去产能、防控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都是承接去年之势,只有振兴制造业是新提法。无巧不成书,美国川普总统的经济发展蓝图中,振兴制造业也是主要方略之一。

世界各国当中,GDP超10万亿美元的只有美中两国。美国是老大,中国是老二,如今两国都要力拼“振兴制造业”,两国都欢迎的国际资本环顾东西两半球,最后钟情于哪一国?决定资本流向的当然只能是谁更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人力成本低廉不复存在

中国从2001年入世开始,作为“世界工厂”曾经辉煌了不到十年。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廉的土地与人力成本。土地成本低廉优势早在2005年开始就逐渐丧失,如今更是连人力成本低廉这一优势都不复拥有。

2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在《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超过拉美》这篇报道中,援引欧睿国际(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研究数据,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欧睿将国际劳工组织(ILO)、欧盟统计局(Eurostat)和各国统计机构提供的相关数据汇编整理,然后将其转换为美元,并进行通胀调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整体的收入水平在上升,涵盖所有经济部门的中国平均工资(小时)从2005年的1.50美元涨至2016年的3.30美元,高于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泰国和菲律宾水平。

就中国的劳动力队伍整体而言,每小时收入现在已高于除智利以外的任何拉美大国,且已达到较弱的欧元区成员国水平的70%左右。在工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中国,制造业工人属于收入较高的人群,平均小时工资在2005至2016年间翻了三倍,达到3.60美元,而同期巴西制造业的时薪从2.90美元降至2.70美元,墨西哥从2.20美元降至2.10美元,南非从4.30美元降至3.60美元。葡萄牙的制造业工资已从每小时6.30美元大幅降至去年的4.50美元,使该国工资水平低于东欧部分地区,而且只比中国高出25%。

中国工人搬运汽车生产线上的轮胎(2012年)


各种成本的综合比较

国内网上流传一篇《一位浙江老板对比了中美制造业的真实成本》,文章指出,2015年浙江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投资办厂,第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计划投资2000万美元。根据“江南化纤”反映,去美国投资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内综合成本连年攀升,颇感吃力。“江南化纤”测算比较了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中美成本,并提供了部分成本构成对比表,中国成本高于美国的共计8项: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4倍;电力/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1倍;配件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2倍;税收成本: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

美国高于中国的成本有两项:折旧成本:美国是中国的1.7倍;厂房建设成本:美国是中国的4倍;

人工成本的比较上,该厂认为,尽管美国劳动力成本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2.57倍,但美国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国内两条月总产量为4500吨的生产线用工250人,美国设备改进,同产能两条生产线才用工180人。按照目前国内工人工资上涨趋势,如考虑国内5年工资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番计算,那么中国在人工成本上也不具备任何优势了。

2015年8月20日,美国密西根州弗拉特的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装配线


税收方面:美国的比较优势

“江南化纤”的老板只笼统说了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没给出具体数据,但另一位投资美国的中国企业家给出了具体数据。201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号侠客岛发表《曹德旺“跑路”背后的真问题:企业税收负担太高》,其中有两段话涉及中国税负之重:一是福耀玻璃的老板曹德旺称“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二是介绍了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的数据与结论:中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死亡税率”的说法引发了一番极大的争论,官方当然坚决不承认“死亡税率”的存在。12月23日,中国国税总局网站上发表了李万甫《关于“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公众》一文,网易号自媒体《知道》借这个缝隙发表对李炜光的采访 。在这篇《死亡税率提出者李炜光:我捅了马蜂窝 以后啥也不说了》的采访 中,李炜光再次强调,根据他的调研结果,2013年—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分别为68.7%;68.5%;67.8%,68%,这一税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特别强调劳务税即五险一金在税收中占比太大: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以上还只是2016年以前的比较。如果川普降低美国企业税收的承诺最后落实,美国在税收方面的比较优势更大,仅仅少交的税就能够为企业提供极大的盈利空间。

制度环境:中国只有劣势

令外商最头痛还有中国的制度环境。政府行为导致的监管成本过高,几乎是外商进入中国以后就一直抱怨的老问题。中国政府的政策在外资眼里具有不确定性,一些业务的获准往往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种游说所需要的耗费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他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而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识产权一项来作代表,美国是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纠纷最多,也花费最大力气打官司的国家,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不断的侵权问题。

然而,在美国投资则没有中国的类似问题,政府办事按照规则。在美国建厂,除了原材料之外,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税收、物流、银行贷款、能源等,但这些资料,都可以在相关部门的网站上查询。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历年研究报告,2013年,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荣鼎集团经济学家韩其洛(Thilo Hanemann)称,过去五年里,中国公司在美国新生产设施方面的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一些企业正转向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业务。如果川普政府大幅上调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可能会使得目前已经出现的中国公司在美建厂及扩张的趋势加快。2月27日,《华尔街日报》那篇《中国公司在美建厂趋势或加快》正好证明这一点。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美两国在“振兴制造业”这一产业政策上相遇,美方胜算铁定,中国能够在不用行政手段强制的前提下保住本国资本不大量外迁,就已经算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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